一文读懂秦汉与罗马的异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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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总书记指出,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,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交流互鉴,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”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(中华文化学院)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,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,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,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、制度和道路自信。日前,中央社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作序,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,澄清“西方中心主义”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,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,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,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,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秦汉与罗马,都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,都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,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。罗马帝国晚期,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-6000万。秦汉的人口(西汉末年标准)也在5000-6000万。

秦汉与罗马,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,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。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,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,回去种橄榄与葡萄。就像秦汉的大兵,打仗是为了日后能“解甲归田”。

秦汉与罗马,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。罗马之独特价值,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。欧洲史上,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,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。两汉的独特价值,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。一体保证凝聚,多元保证活力,“基层政权出天下”,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“现代国家”。

秦汉与罗马,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。西汉之初,巨商大贾周流天下,小农却大量破产,而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“不急国家之事”。同样的,长期的海外征服,罗马产生了大规模的“奴隶大庄园农业”,效率技术远超小农,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,加剧了土地兼并。

秦汉与罗马,都需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。罗马之初是“贵+富”政治,在王权、贵族、平民三种力量中,最强大的还是贵族。这种可以“造王”的世袭贵族,在中国称之为“门阀”,正如西汉初年都是世家子做官一样。

秦汉与罗马,都需要处理政权与军阀的关系。罗马史上,“贵族与财阀共天下”,财阀们的金钱,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,将党争演化成内战。类似的西汉之初,诸侯王们引爆了分封割据的“吴楚七王之乱”。

秦汉与罗马,都需要处理国家与蛮族的关系。北方匈奴南下,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。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,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——罗马。西罗马就此崩溃,再也没有统一过。

秦汉与罗马,都需要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。罗马以宗教宽松为傲,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,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,但基督教却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“隐形国家”。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,佛教传入中国。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,产生了中国化的“禅宗”。

思想根基不同。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大一统。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。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,用统一的文字、罗马统一的货币、统一的法律、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,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。而在罗马,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,来决定什么是“自由”“合法”,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。在军头们眼中,“自由”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。自由,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。

治理体系不同。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,不管基层。罗马帝国,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,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,更谈不上融合相通。一旦上层崩盘,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,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。而秦汉完成了“从封建到郡县”,打通了上层与基层,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。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,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、民政、司法和文教,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,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。

政治制度不同。罗马式古典共和的成功是因为实行融合了王权制、贵族制、民主制的“混合政制”,使得王权、贵族、平民三种力量互相制衡。但这只能在罗马早期“中等冲突”时管用,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,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,造成了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。不同的是,西汉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。

军政关系不同。罗马无法控制军人干政,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,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。相反,“文官控制军队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。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,也不能管理民政,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。中华文明的“儒将”传统,使得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,军人常常主动服从国家秩序。

政教关系不同。一方面,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,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,而中国化宗教都对“国家价值”有着深刻认同。基督教将“罗马国家”视为恶,而儒家的“教会”就是国家本身。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,而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,因为中华文明是相信“好国家”的。另一方面,中国的“奉天承运”和西方的“君权神授”不同。罗马的“皇帝神格化”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,但“神意”和“民意”无关。在古代中国,天意要通过民心来实现,天子管天下,天命管天子,民心即天命。它强调“权力”的最终来源是“责任”,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,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。

文化基础不同。罗马的行省中,只有贵族、官僚能说拉丁语,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,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。“罗马民族认同”,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,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。而秦汉不同,基层的人民书写同样的语言,遵循同样的道德,拥有同样的文化,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,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,实现了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。

罗马之后再无罗马,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。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。

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。英国革命时的“大洋国”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;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;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。而汉的精神则是一体多元的大一统,从哲学上说,是天人感应;从政治上说,是中央集权;从伦理上来说,是三纲五常;从制度上说,是文官治国;从宗教上说,是三教合流。

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,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家、包税人、奴隶贩子,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,但在罗马崩溃后,他们都没受影响。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,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。而中华道统的核心则是中容和,是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。圣贤有圣人之道,而君有君道,臣有臣道,将有将道,商有商道。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,都有道。

秦汉与罗马,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,各有高峰低谷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,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。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,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,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。

在真实的世界里,没有一种政治制度,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。制度发挥好坏,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。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,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,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。

东方和西方,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,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。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。

(原文《秦汉与罗马》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”一书的序言。)